哥老会作为近代中国社会中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其对近代中国的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近代陕西革命的成功和哥老会密切相关，文章将从辛亥革命时期和中共在陕甘宁时期这两个方面探讨哥老会对近代陕西革命的影响，并对其作出客观正确的评价。
哥老会最早起源于四川，开始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后来其逐渐向北方及其他地区扩展，是一个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在《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这本书中秦宝琦老先生对近代的秘密社会作出了准确的定义“秘密社会是在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精神上的慰藉或生活上的互济互助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社会组织。”[1]而秘密社会包括秘密会党和秘密教门，哥老会就是历史上三大秘密会党之一(还有天地会和青帮)，本文试图从其在辛亥革命时期和中共陕甘宁时期对于近代陕西革命所起的作用进行论述，以对哥老会在近代陕西革命中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
会党作为近代一支社会力量，其在近代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辛亥革命中，陕西是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最早的北方省份，其影响波及了西北数省，因此，在全国占重要和独特的地位。而陕西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会党有密切的联系。关于晚清时期陕西的会党的研究，马建堂认为陕西会党在同治光绪年间迅速发展遍布全省，而陕西会党中哥老会的来源主要来自南方，途径有三种：来自四川周边的其他省份;来自左宗棠的湘军;其它省被打击的会匪来陕。[2]陕西会党积极作用表现在辛亥革命前接受了革命党联合的主张，在革命中促进了革命走向高潮，但其消极的作用表现出其自身的破坏性也危害着社会。正如史学家指出，陕西的“光复”主要依靠哥老会的势力。[3]在梁严冰《论同盟会会党新军与陕西的辛亥革命》中指出，“陕西之所以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12天就宣布起义，成为北方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个省份，固然与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和陕西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同盟会以会党为纽带，掌握了新军，为陕西辛亥起义准备了两支基本武装力量。”[4]陕西新军中有大量的会党成员，如张云山王炳南刘世吉等都有自己的一帮哥弟，会党在新军在新军中有自己的严密组织，在各标营有自成系统的哥老会组织。《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也有指出在陕西光复的过程中哥老会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起义过于仓促，没完整的部署和起义计划，新军进城后各营单独行动，难以节制，于是指挥权就落到了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中。在起义中，军队有多少在哪个位置新建的革命总司令部都不清楚，但最后在哥老会力量的大力协助下，陕西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得以光复。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陕西以哥老会为代表的会党积极参加反清的斗争在起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已普遍为史学家们所肯定。甚至在新生的军政府成立后，社会及其混乱，会党也帮助军政府维持治安，稳定社会秩序，如张云山等哥老会首领亲自带队维护治安并处死了哥老会中为非作歹的几个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军政府成立后，大统领手下四个都督至少有三个是哥老会的人，大统领没实权，财权和兵权都在哥老会手中。陕西军政府成立后，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忧是革命党与会党的冲突，外患是清军从两个方向向陕西进军。哥老会接受了革命党提出的“和衷维持大局”的建议，帮助巩固新生的政权，在清军从东西两线向陕西进军中，会党积极投入了反击清军的战斗，在西线的军队中主要是以会党为主，在东线也有不少会党成员，战斗中他们表现英勇，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之后又帮助军政府取消各地的会党码头，中华民国成立后会党又从大局出发配合政府对军队的改编，可以说会党对于陕西的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军政府成立后，革命党与会党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因为陕西的光复主要依靠哥老会的力量，军政府成了初期，领导军政府的是革命党，哥老会就大为不满，尽管一些重要职位由哥老会把持着。万柄南，张云山等公开于革命党争权，西安及周边遍布哥老会码头，一些同盟会领导人出城时不仅要盖兵马大都督的关防印，而且还要盖“洪会公议”的哥老会印记方才通行。有些地方的哥老会干涉地方行政事务，俨然把“码头”至于地方政权之上，陕西简直变成了会党的天下，这也使得新政权威信受到损害。在隐忍一段时间后，革命党作出反击，对会党采取了排斥分化瓦解镇压的政策，当时各地的革命政权也纷纷针对会党的破坏社会治安给予了坚决的镇压，陕西的会党不到1913年就被全部瓦解，这和革命党采取正确政策和会党自身的分化有很大关系。在雷东文的《论民初陕西会党与革命党的冲突》关于双方的冲突要有详细的论述，认为冲突的发生既有社会结构方面的原因，也有团体结构方面的原因。[5]在文章中作者认为冲突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不是核心价值的对抗，而是革命联盟内部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有正功能，促进了会党内部的分化，而增强了革命党的力量，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完善社会制度也有好处。总之，哥老会在陕西辛亥革命中的作用要客观正确的看待，其在这一段时间活动既要看到其积极作用又要看到其消极作用。
二
哥老会不仅对陕西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有着积极的作用。
韩国朴尚洙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关系论析》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作者首先检讨以往的连续性论，亲和性论，非连续性论(不溶性论)竞争关系论等观点。他指出，长征以前，当地的革命家们试图去适应秘密结社所植根的农村底层文化。[6]刘志丹谢子长等主动加入哥老会，动员其与哥老会的个人、社会关系便是这种灵活适应的一个完美的例子。长征后，中共中央进一步试图对哥老会进行全面公开的政治化。在这一政治化进程中，哥老会固有的政治、道德口号成为重要的连接纽带。而中共利用毛泽东思想采取灵活的政策在当地构筑自己势力，会党却受到限制没有进一步发展。在他的文章的基础上，何海涛栗月静姜建芳等都从不同的切入点论述了陕甘宁边区时候中共与哥老会的关系。 中共到达陕北后自身的实力在长征中受到了很大的消弱，红军不到3万人，为图生存和抗日救国，中共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加强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就包括团结哥老会。[7]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刘志丹和谢子长等陕北的本土革命家就积极的深入到下层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由于他们自身也是哥老会成员，利用自身的优势动用哥老会关系网，对于陕北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如果说在这之前只是分散的利用哥老会势力的话，中共到达陕北之后，对于哥老会采取了全面的政治化方针，广泛团结和利用，其的具体措施有：一政治上，1936年7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和《中央关于争取哥老会的指示》，在政治上实际上承认了其组织的合法地位，明确表达了对哥老会的联合及友善态度。并且让党员参与会党活动帮助其发展，在各地开设哥老会招待所开哥老会大会，代表性事件是1936年哥老会在志丹县马山头开山堂成立“江湖抗日救国会”。二在生活和思想上积极帮助哥老会广大群众;三对哥老会中守旧分子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但在1937年的时候中共对哥老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姜建芳在《1937年前后中共对哥老会政策的演变》认为其原因有：在1936年出台有关哥老会政策时就有解散其的计划，而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及周恩来的“崂山遇险”事件促使中共对其政策的转变。[8] 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党委关于哥老会工作的指示》标志着中共对其政策的转变，指示中的内容和1936年的相比有很多地方进行了修改，如对“特区”和“友区”哥老会区别对待，禁止哥老会开山堂立码头等取消哥老会招待所。但即使政策转变，中共对于哥老会仍然采取了宽容和联合的政策，并积极对其改造，并于敌对势力争夺哥老会。在边区政治建设中，哥老会还参与了“三三制”，并占有相当一部分比重，这也是中共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秘密结社组织。在随后的抗日战争，利用抗日统一战线，联合其共同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的土改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长时间里，帮会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变化，哥老会也逐渐的在各方面原因下发生蜕变和瓦解。
其实，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日起到新中国成立，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先后制定出了一系列有关帮会的政策和策略，但基本上以限制和改造为主。而帮会在中国革命过程中，起过促进作用也产生过破坏。[9]因此，哥老会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在陕甘宁边区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而这一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与哥老会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共在处理会党问题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也以为中国革命中碰到的相关问题提供参照和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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