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将正式迈入老年期，这会给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第二次“冲击波”。如何客观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和老龄社会形态的演变特征，准确把握人口老龄化规律与老龄社会形态之间的作用关系，是认清新时代人口国情形势的重点，才能为未来应对老龄化做出精准的应对策略。
为此，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原新。
第一财经：当前中国的老龄化的形势如何?严峻到何种程度?
原新：人口老龄化更多地受到生育率变迁的影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先后经历了1950-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分别达到2077万人、2583万人和2206万人。遵循人口发展的惯性规律，这三次“婴儿潮”时期的出生人口会在2010-2018年、2022-2035年和2041-2057年相继步入老年期，分别带来三次人口老龄化“冲击波”，这构成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的基本面。
此外，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相伴生。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中方案预测数据，中国的总人口规模将在2031年达到14.64亿人峰值，从2032年开始下降，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预计在21世纪中叶下降到14亿人左右。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负增长是相互伴生的关系，在2032年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之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增加到3.86亿人，在2052年达到4.90亿人峰值时已进入重度老龄社会10余年，此后开始平缓下降，在21世纪末仍维持在4亿人以上。
虽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从2053年开始步入下行期，但是由于总人口规模也在下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仍然不断上升，21世纪末仍然在37%以上。
第一财经：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具有什么特点?
原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形势呈现四“超”特点。
第一，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2020年“七普”数据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64亿人;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中方案预测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2034年将超过4亿人，2052年将达到峰值4.9亿人，届时世界上平均每4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生活在中国。
第二，超快速度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动态过程，从现在到2050年期间，中国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要远远超过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演进速度比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所有国家的演进速度都要快，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具有史无前例的超快速度。
第三，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以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老龄化程度，2000年中国老龄化程度达到10%，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20年“七普”数据，当前中国老龄化程度达到18.7%。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的中方案预测数据，中国老龄化程度将在2025年超过20%，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将在2041年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跨入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中国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深度老龄社会仅用25年，演进速度比发达国家平均状态快45年至50年;中国从深度老龄社会走向重度老龄社会仅用16年，比发达国家平均状态快14年。
第四，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当快速老龄化进程结束之后，在21世纪下半叶，中国将在人口老龄化超高水平的基础上呈现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届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保持在4亿人至4.8亿人，老龄化程度徘徊在35%至38%，列居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方阵。
第一财经：四“超”的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健康层面、区域层面，会带来什么影响?
原新：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的老龄化处于从“未富先老”走向“速老快富”的境地。发达国家基本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进入老龄化社会，例如，日本在1968年前后进入老龄社会时，GDP总量(2010年不变价美元)超过1.7万亿美元，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超过1.7万美元。而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GDP总量(2010年不变价美元)虽然突破2.2万亿美元，但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仅略超过1700美元，大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0%，尚处在刚刚解决温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形态。“先老”已然无法避免，“未富”却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向富裕水平追赶和迈进。1978-2010年，中国GDP总量(2010年不变价美元)从0.3万亿美元大幅增加到将近6.1万亿美元，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期，人均GDP(2010年不变价美元)从307.1美元增加到4550.5美元。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期，“速老快富”步伐加快。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相重叠。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超过10%下降到2019年的6.1%，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动力转型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快速改善，社会形态正从“未富先老”转向“速老快富”。
从社会层面看，中国是从“未备先老”走向“边老边备”。多数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已经相对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在20世纪80年代相继建立。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医疗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保障从单一向多元转型。到2000年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参加人数分别为1.35亿人、0.43亿人和1.04亿人，与7.1亿就业人口的现实需求差距巨大，“未备先老”特征明显。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实行企业年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合”、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公共服务、公共政策体系、住房制度、长期照护制度试点、托幼服务体系、老年服务体系、医养结合、城乡低保、政府兜底、鼓励商业保险等一系列改革，建成一整套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标准也日益提高，病有所医和老有所养逐步落实，应对老龄社会问题的准备越来越充分，正在从“未备先老”走向“边老边备”。
从健康层面看，中国是从“未康先老”走向“康老同行”。中国平均预期寿命不断提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5岁快速提升到2019年的77.3岁。但是“活得久”不意味“活得好”，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1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口的失能和半失能率为18.3%，以当年老年人口推算，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超过4000万人，预计21世纪中叶将要接近1亿人;以2008年老年人残障率5.6%测算，当前残障老年人规模约为14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6.4岁，但是平均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老年人带病生存期将近8年，中国老龄社会的“未康先老”特征明显。
“未康先老”并非常态化的僵局，作为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中国老龄健康事业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所以健康老龄化是一个重点。
从区域层面看，中国是从“农村先老”走向“城乡共老”，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程度均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格局明显，“农村先老”成为当代中国人口老龄化浪潮中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但是随着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快，“农村先老”的区域特征，将不可避免地向“城乡共老”演变。
第一财经：对于这样一种中国式老龄社会，应该如何推进老龄社会的治理?
原新：首先要区分人口老龄化规律和老龄社会形态，中国人口老龄化演变速度快，老龄社会形态转变快，立足人口老龄化规律，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一方面，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的客观性，不可以将同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全部归因为人口老龄化，不应该谈“老”色变和“屈服”于人口老龄化规律;另一方面，要正视人口老龄化的规律性，不可以盲目制定举措试图改变规律，规律具有不可违背性，应该在适应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利用规律，转“危”为“机”。
其次要区分老年人问题和老龄社会问题。老年人问题涉及养老、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社会价值等诸多公平方面，其本质是“分蛋糕”的民生问题;老龄社会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诸多效率方面，其本质是“做蛋糕”的发展问题。一方面，“做蛋糕”是实现“分蛋糕”的前提。要通过延迟退休和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强化已有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优化生育政策和吸纳人才移民，拓宽新生及外来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扩大劳动力有效供给，促进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依托健康中国和科教兴国战略，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和教育水平，孵化质量型人口红利;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重塑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型人口红利的孵化空间，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分蛋糕”是对“做蛋糕”激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全民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升健康水平的公平制度保障;加快建设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健康养老服务体系。
此外，对“问题”本身也应该有更加开阔的认知，一方面，老年人问题是指社会形态下的应对方案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社会治理不能优化的问题，而非老年人本身作为问题，每个生命个体在老年期都需要社会扶持，这不仅是对其青壮年期价值付出的回馈，更是现代社会代际传递的价值所在;另一方面，老龄社会问题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社会架构不同步产生的问题，需要梳理多个维度寻求化解之道，而非污名“人口老龄化”，某种意义上人口老龄化包含着人类社会对长寿目标的积极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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