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托儿所、育儿补贴金、父母育儿假等近期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揽子支持“三孩”的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开始填补我国长期存在的0~3岁公共服务的空白。
一直以来，0~3岁的婴幼儿都是靠家庭养育，从人、财、物等各个方面看，公共服务都没有介入到这个年龄段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此进行了突破，将配套支持措施和三孩生育政策作为一个整体组合提出，覆盖了全生命周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冯文猛对第一财经表示，之前我国0~3岁公共服务的供给基本空白，由于这个年龄段孩子的特殊需求，一般都是家庭承担了养育的主要责任，但在三孩时代，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单纯地依靠家庭，社会应该形成一种合力，这个领域需要引入社会性支持力量来降低家庭的育儿负担。
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是建立0~3岁公共服务体系的第一步，其他的公共政策也需要尽快做出调整，比如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保制度，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政府与企业对育儿成本的分摊机制，财政金融税收方面的支持和激励政策等。
托育市场供需矛盾突出
目前，我国3岁以下儿童主要以家庭照护为主，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实行之后，家长将会面临更多的现实难题，托育机构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加。
国家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现在家庭户规模是2.62人，比“六普”3.1人又有下降，家庭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现在全国0~3岁的婴幼儿有4200万人左右。据调查，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的需求，现有供给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确实还很大。
学界的调查与官方的数据大体相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教授石智雷2019年对武汉市15个区的2000多名3岁以下婴幼儿及其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有27.79%婴幼儿对机构照护服务有需求，但武汉市区仅有0~3岁托育服务机构67家。这些托育机构主要分布在市中心区，郊区和县区托育服务机构较少，能够提供的托育床位仅占需求人数的3%。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第一财经表示，我国在2000年前主要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10~2020年主要是3~6岁的学前教育，0~3岁的公共服务还在探索之中，少数城市进行了试点，但服务提供面还非常小。
石智雷等发表在2020年第5期《人口学刊》上的《大城市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方式及机构照护需求研究》提出，家庭照护依然是0~3岁婴幼儿照护的主要类型，机构照护相对较为欠缺。照顾婴幼儿的重任主要由祖辈和母亲承担，尤其祖辈承担大量孙辈照料任务，沉重的家庭照顾负担可能会使老人在抚养孙辈的过程中感觉力不从心，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决定》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推动建设一批方便可及、价格可接受、质量有保障的托育服务机构，并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
冯文猛表示，当前托育机构是比较缺的，需要建设更多的机构和场所，这需要多方发力，企事业单位重新办托育是一条路径，但其作用不能高估，托育改革整体上还是需要借助大力推进普惠制托育机构建设的模式，政府与托育机构共同分担成本，加强社会化托育机构的建设，减轻家庭育儿负担。
“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着力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支持150个城市利用社会力量发展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地方各级政府将在新建居住区规划、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并与住宅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无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的老城区和居住区，要限期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建设。
近年来普惠制幼儿园的大发展为普惠托育体系积累了相关经验。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取得了跨越式快速发展，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的毛入园率已达到了85.2%，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了84.7%。
储朝晖表示，除了硬件不足之外，0~3岁的托育还存在专业短板和人力资源的短板，包括对这一时期婴幼儿特点认知的短板。
“很多人认为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有人管就行了，但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储朝晖说，一些幼儿园为了招更多的孩子，就把2~3岁孩子招进来，要求他们像大孩子一样每天坐着，活动量太少会影响到他们的发育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所以不宜采取行政指令的方式来让0~3岁的孩子进入托育机构，一定要在充分研究，有足够的实证数据基础上再采取相关的政策措施。
石智雷的调查也显示，家长对托育的需求不仅仅停留在基本的“托”的层面，更看重婴幼儿照护机构对婴幼儿的智力开发、习惯培养这些“育”的内容。
构建生育友好与儿童友好型社会
我国在0~3岁的公共服务方面正在进行一些探索。国务院办公厅2019年出台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又印发了《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把托育服务作为重点来发展，到“十四五”期末，使每千人的托位数从目前的1.8提高到4.5。
中央政策也激发了社会力量投资托育机构的热情。杨文庄称，在国家卫健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统里，已有4000多家机构通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在积极申请，市场很积极、很活跃。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市场规模较往年有所降低，但它预测，随着后疫情时代经济逐渐恢复，2021年我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将达1739亿元，发展前景值得期待。
冯文猛认为，完善0~3岁的公共服务是一个系统工程，一方面从社会入手，强调普惠供给;另一方面也要对家庭育儿有更好的制度性支持，给予这个年龄段的父母一些切实的帮助，比如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另外还需要对社保制度进行改革和调整，我国当前的社保制度安排还是针对个人，基本遵循“上班有社保，不上班没有社保”的原则，如果社保制度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设计，就可以降低父母因育儿暂时停止工作的后顾之忧。
“目前就是要让家庭有更多的积极性去育儿，降低家庭育儿的顾虑，让女性有更加宽松的环境，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支持女性、男性同时开展育儿工作。社保的制度安排要做出调整，让进行育儿的个体即使暂时不在劳动力市场，社保还可以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否则大家就会担心。”冯文猛说。
《决定》提出，严格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父母育儿假试点，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机制。依法协商确定有利于照顾婴幼儿的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方式。适时对现行有关休假和工作时间的政策规定进行相应修改完善。
在中央层面紧锣密鼓地出台全国性政策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在推出一些“地方版”落实全面三孩的支持政策。
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发布新政，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
深圳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先行示范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的意见(2021~2025年)》，提出从群众迫切需求出发，着重务实解决群众反映较强烈的民生问题，也符合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后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有利于全面三孩政策落实。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区出台普惠托育服务建设实施方案，对符合要求的普惠托育机构按每个托位2000元的标准予以奖补，营造有利于托育服务发展的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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