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之后宣布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最普遍担忧的问题有总和生育率低至1.3、放开三孩可能没有效果、人口加速老龄化会对经济社会有多大影响等。本文从数据分析和宏观角度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通过表面数据得到一些更客观理性的结论。
低至1.3的总和生育率明显失真，不能反映生育意愿的真实水平
人口普查数据中最直观也最冲击人眼球的可能就是总和生育率低至1.3。这一指标的表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平均每对夫妻只生育1.3个婴儿，这意味着每代人口数比上一代下降35%。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数据，1.3大概位于倒数第十位左右，这无疑是很夸张的低生育率。
加上近几年公布的新出生人口也连年下滑，即使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新出生人口仍未改变快速下滑的趋势，因此舆论普遍认为低至1.3的总和生育率反映了年轻人极低的生育意愿。
事实上，总和生育率的计算公式为：
总和生育率(TFR)= ∑(各年龄阶段的年生育率*5年*该年龄阶段育龄妇女的占比)
其中育龄妇女的年龄阶段划分为15~19岁、20~24岁、25~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45~49岁，∑表示加总求和。
可见国际上常用的育龄妇女的年龄标准是比较宽的，从15岁到49岁。而各年龄阶段生育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权重取决于该年龄阶段妇女人数在育龄妇女里的占比。而由于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两波婴儿潮，且8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造成目前各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分布极不均匀。其中高年龄阶段的育龄妇女占比较高且生育率很低(受计划生育影响)，这会极大地拉低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使其不能客观反映年轻人的真实生育意愿。
从国家统计局的抽样数据来看，25~29岁与20~24岁的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是最高的，而2019年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口占比相比2015年下滑3.6个百分点，对应的是这两个阶段的育龄妇女减少约2500万人(14亿人*3.6%*0.5)。从这个角度看，新出生人口从2015年的1655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1465万人(下降不到200万人)就显得比较正常了。
可见，近几年新出生人口的快速下滑主要是因为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年轻人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降。新出生人口与25~29岁(生育率最高)人口占比的变化趋势是高度一致的。
全面放开三孩，会有效果吗
全面放开三孩的政策宣布后，大部分舆论都认为效果不会太明显。很多人是从抚养压力大、不敢生的自身感受得出的结论，也有很多分析的依据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新出生人口仍然快速下滑。但其实放开二孩后对生育意愿的提振作用是明显的。
从各年龄阶段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来看，在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之后，25~29岁与30~34岁育龄妇女的生育率明显提高，且在2018、2019年连续处于2005年以来的高位。其中30~34岁育龄妇女的出生率上升更明显，可能同时受益于放开二孩和生育年龄推迟。
可见，放开二孩政策对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提升明显，而新出生人口下滑主要是最适龄(25~34岁)的育龄妇女减少所致。
如果排除掉各年龄段分布严重不均匀以及高龄育龄妇女(34~49岁)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下极低生育率的影响后，总和生育率大概在什么水平呢?
本文采用如下粗略估算方法：
1) 如果没有婴儿潮造成的年龄阶段分布不均匀，则各年龄阶段的人口应该分布比较平稳。假设各年龄阶段的出生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权重相同，即排除掉了年龄阶段分布严重不均匀的问题。
2) 要修正高龄育龄妇女(34~49岁)在过去计划生育政策下的极低生育率，需要找到可供参考和比较的样本。我们找到了城镇化率和人均GDP水平都与我国比较接近且公布了各年龄段妇女生育率的马来西亚作为参考样本。如图表4，在15~29岁的三个年龄段中，中国和马拉西亚的出生率相差不大，后面的年龄段则中国明显偏低。参考马拉西亚各年龄段出生率的分布特征，可以估算假设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中国34~49岁育龄妇女的出生率，再计算总和生育率。
3) 取2013~2015年3年的平均出生率代表全面放开二孩前的水平，取2017~2019年3年的平均出生率代表全面放开二孩后的。
根据上述方法粗略估算，消除掉育龄妇女年龄分布极不均匀以及计划生育对高龄育龄妇女生育率影响之后，放开二孩前的修正总和生育率约为1.44，放开二孩后的修正总和生育率约为1.78。
全面放开三孩后，计划生育对生育率的限制作用可能就很小了。放开三孩后的生育率水平将取决于自然状态下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从全球各国和地区的生育率来看，虽然生育率可能受各国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但城镇化率越高、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越低的规律非常明显。比如，城镇化率高、生育率低的国家里既包括了很多欧洲富国，也有韩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阿联酋、卡塔尔等伊斯兰国家。
城镇化率和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和地区，或许意味着分工更细，工作专业性更高，工作时间和地点的灵活度会比较低，养育小孩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都会更高，从而降低了人们生育的意愿。此外，越富裕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越稳定，社会保障体系越完善，人们通过年轻时的储蓄来养老就越可行，而通过养育后代来养老防老的现实需求会下降。
因此，全球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富裕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明显较低，即使同一国家里也存在富裕阶层生育率更低的现象。比如全面放开三孩政策后，中产阶层(尤其是一二线城市)表示不敢生、不愿生的声音应该是最大的。
根据统计局数据，中国当前的城镇化率为64%左右，人均GDP处于中高等收入，参考前文估算的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全面放开二孩对生育率的提振效果，我们估计全面放开三孩后，能反映真实生育意愿的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在1.9~2.0之间。虽然没有表面数据(1.3)那么夸张，但仍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左右)，且随着城镇化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生育率将会继续下降。因此，从长远来看，需要出台提升民众生育意愿的长期配套政策。
加速老龄化是既定结果，将影响中国经济的相对竞争优势
前文估算修正后的总和生育率明显高于公布的表面数据，说明真实的生育意愿并没有那么低，但这不能说明老龄化问题不严重。恰恰相反，这正好说明加速老龄化是过去两波婴儿潮和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既定结果，无论如何鼓励生育，都无法改变未来三十年加速老龄化的结果。鼓励生育只是为了未来的人口世代更替能更加平稳。
因此，如何应对接下来的加速老龄化是我国要面对的重要课题。而有些舆论提出的各种激进的鼓励生育的政策恐怕都“远水解不了近渴”。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个问题是老龄化引起的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劳动力人口)提高，会影响中国经济的相对竞争优势，而不会存在“抚养不起”或“供不应求”的总量问题。如果简单地把劳动力人口看作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非劳动力人口(老人和小孩)看作是产品和服务的消耗者，即使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较快，但相信科技和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会明显更快，因此抚养的绝对能力不会存在问题。
但是在老龄化程度更高的国家，需要通过对年轻人或企业征更多的税费用于养老支出，这会降低其相对竞争优势，造成资本和产业外流到抚养比更低的国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能提升中国经济未来竞争优势的举措都能对应对老龄化产生正面作用。比如，更稳定的社会秩序、更多和更优秀技术人才、更完善和廉价的基础设施、更稳定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等。总之，通过构建其他方面的竞争优势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影响。
提升代际储存的有效性
提到对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担忧，大部分个体最自然的想法就是自己多存点钱，将来好养老。如果一个人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超过自己消费的量就形成了他的储蓄，那么在人口红利期大部分年轻人都想储蓄以备养老，即大部分人都产出大于消费，那多出来的产出就只能出售给国外(因为大部分产品都不能长期保存)，换回美元，体现在国家层面就是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
可见，外汇储备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口红利期年轻人积极储蓄在国家层面的汇总表现，因此如何让外汇储备保值增值，关系到人口红利期的储备在人口老龄化后是否还有相应的购买力。
这里插个题外话，以前经常在网络上看到一种说法：中国买这么多美国国债，把钱借给美国还不如给自己国家的贫困地区使用，或者提议将外汇储备发给老百姓花掉。这要么是对外汇储备缺乏专业理解，要么是故意吸引眼球。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外汇储备是人口红利期大多数个体都追求储蓄而汇总到国家层面的结果，这些靠顺差换回来的美元买美国国债能获取稳定的利息，也没有足够多的更好的其他资产可以买。而把外汇储备的美元发给老百姓与央行直接“印钱”发给民众的效果基本一致，因为除了少数人会出国消费之外，大部分人还是会到银行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最后美元还是回到了央行，只是整个流通的人民币多了而已。
回到正题，近年来美国以及全球央行都大幅放水，推行赤字货币化，外汇储备要保持未来购买力不下降的难度越来越大。建议进一步丰富外储形式，加大对外投资。如通过“一带一路”加大对海外基础设施的投资，增持海外核心公司的股权、实物资产或者收益权等，或许能有效应对全球央行放水。此外，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藏汇于民，通过民众自发增持海外核心公司的股权可能比主权投资基金更便利。
除了外汇储备，基础设施建设、环保投资等方面也能一定程度上实现代际储存。事实上在学术界，代际储存大多数时候是指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分配原则。提升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在环保领域的投资可以视为一种代际储备，使得人口老龄化时面对的环境资源条件更有利。同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适度超前和更加科学的规划设计，给人口老龄化时期留下更好的基础设施，避免人口老龄化与基础设施老化同时出现，都不失为一种好的代际储存的方式。比如，在养老、医疗等基础设施方面做出超前规划和投资。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要重视教育公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人口红利本身的重要度在下降，而“人才红利”在未来显然会更重要。每一次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时，网络上都会出现很多担忧的声音：哪些职业将来要被取代，多少人将要失业。
可见，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人才是最重要的。人口规模决定基数，而教育可能决定“成才率”。一方面鼓励生育，确保人口基数的相对平稳。另一方面，通过更好的教育提升“成才率”是更加重要和见效更快的举措。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镇化程度高的地区，生育率都相对较低。从国内各省份来看，也明显存在城镇化水平高的省份生育率相对较低的现象。比如用0~14岁人口与15~64岁的比例来代表各省份过去十年的生育率水平，其与各省份过去十年的平均城镇化率呈现明显负相关(见图表7)。可见，即使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提升相对明显的也一定是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因此，加强农村和小城镇的教育资源，做好教育公平对提升整体“成才率”非常重要。
此外，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越来越大，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大城市工作，其子女却留在家乡上学，留守儿童的规模越来越大。在缺少父母陪伴和教育的情况下，如何做好留守儿童的教育工作，或者如何减少流动人口中父母与学龄子女间的分离，都对提升“成才率”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该进一步降低城市落户门槛，增加对农业人口的转移支付规模，扩大义务教育的年限。
如图表8，西藏、江西、宁夏、甘肃、湖南等省份，一方面0~14岁人口占比较高，说明其过去十来年新出生人口较多;另一方面其过去十年常住人口增长很少，说明劳动年龄人口外流比较多。可以推测这些省份的留守儿童相对较多。事实上，除了浙江、江苏、广东以及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其余省份可能都存在规模较大的留守儿童。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让三孩生育有保障
当前，全球经济都面临居民收入结构非常扭曲的现实。据瑞士信贷《2021年全球财富报告》，最富有的1%人群拥有全球近一半财富。中国的居民收入结构也存在分化现象，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尚未实施资本利得税、房产税和遗产税，故收入分化现象要更加引起重视。
如上所述，生育意愿与收入水平和城镇化率有关，这意味着中国相对落后地区的年轻人生育意愿更强，但养育负担也更重。故应该通过提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来改善生育和养育条件和环境。
走向共同富裕，是中国2035年发展目标之一。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事业”。
因此，不仅要加快推进房产税为先导的税制改革，还要鼓励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阶层和企业家捐款，通过先富带后富，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实际困难，尤其是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居住和工作条件，使得他们的生育和养育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
(李迅雷系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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