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规模超预期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社会和经济发展公告，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60%左右。但此次七普数据告诉我们，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4%。
从年度报告到普查数据，城镇化提高了4个百分点。之前社会各界的“反城镇化”想法被重重打脸了。
真正远超大家预期的结果是“人口流动规模”。
年度数据预告的流动人口规模是2.7亿~2.8亿人，但七普数据之后，发现了人户分离统计口径的问题——只有当人户分离出现在县之间时，才算作流动人口。实际流动人口的规模达到了3.7亿人。
换言之，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比平常年度公布的数据整整多出1亿人。而且，去年10、11月人口普查的时候疫情的冲击还没有完全恢复，数据只会是低估的。
很多人认为城镇化人口流动已经到顶了，甚至有人说出现“农民工回流”的情况，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从数据结果来看，跨省流动占到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也有很多人在幻想着中国的未来，沿海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后，大量产业转移到中西部以后，人口回流了;乡村振兴运动以后，城镇化进程停止了。
但这些仍是长期趋势，我们要放弃幻想。
人口流动=区域发展不平衡?
提到人口流动，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动就意味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吗?我们关注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到底在关注总量不平衡还是人均不平衡?
如果换“人均”角度，我们观察的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首先，最明显的便是南北差距，坊间一种说法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是“南宋地区”，这种视角仍是关注经济增长的总量差别。“南宋地区”是中国经济条件、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增长速度快完全是意料之中。
我们再看人均数据(参考图2红线)——中国北方城市的人均GDP除以南方城市的人均GDP。改革开放的起点比值在1.5左右。回到40年前，主要因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北方城市重工业发展，人均发展水平大幅领先于南方。经过40年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南北方基本是1，完全是平衡的状态。所以，从人均角度来看，南北差距基本不存在。
如果承认现在南北方有差距，我们需要思考差距的来源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南北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地理问题。中国南方拥有大江大河，尤其是长江，我把长江武汉以东的沿江港口+舟山+宁波+珠三角地区的大港口从南方样本里拿掉以后，南北差距又回到1的水平(参考图2绿线)。
通过亚洲船舶地理位置分布卫星图(参考图3)不难看出：长江是中国经济发展区域格局非常重要的因素，长江经济带占中国GDP的40%。这依旧是未来中国区域发展、人口流动空间布局的决定性因素。
未来中国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走向，我们可以通过中国、美国、日本的比较，先看美国(参考图4)：
蓝线是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数据非常高。说明美国GDP集中在少数地方。
红线是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也很高。说明美国人口也是集中在少数地方，这也是“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黄线是美国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非常低，在人均意义上几乎是平衡发展的，虽然高度集聚。
当人口和经济都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时，人均会怎么样?这是中国人思考问题时很大的盲点。
日本与美国相似，蓝线是日本城市和城市之间的GDP总量差距，虽然不如美国高，但也很高。红线是人口规模差距，与美国一样也很高，这两条线挨得很近，所以日本的城市和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和美国一样，非常低。
我将此称之为“集聚中走向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中国城市和地区之间的地理条件差异比日本要大，甚至超过美国。真正的问题不是GDP高度集中，而是红线所代表的人口集中程度远低于GDP的集中程度，这就导致地区间人均GDP的差距。
人自然会往收入高的地方流动，虽然中国人均GDP差距远远高于日本和美国，但是黄线在慢慢下降。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因为红线在慢慢上升。换言之，人口流动过程中，当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的时候，人均GDP规模在缩小，这就是“集聚中走向平衡”的发展趋势，而且会是长期现象。
再看美国和中国的对比(参考图5)，蓝色柱子是美国每个州占GDP的份额，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前三个州占有美国GDP的30%。
红线是美国每个州在全美人口中所占的份额，是高度集中的，并且每个州的人口份额和GDP份额几乎是一致的。并且美国会出现区域高度分工，人多的地方发展现代制造业、服务业，人少的地方做大农场、旅游业、自然资源型产业，区域之间实现协调发展。
以美国作为对比，中国的情况却是蓝色柱子和红线不一致(参考图6)。我的合作者用七普数据做了图，与目前的图进行对比，趋势表明线已经慢慢向柱子靠拢，每个省份的人均GDP慢慢趋于均等化。
目前国家还未公布全国范围内每个市、县的人口数据，所以没有办法做图。我们通过2015年的小普查，观察一下中国人口流动方向，人口流入的地方就是沿海地区、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
中西部周围，红色地方大量集中的主要是省会城市，以及少数经济发达但不是省会城市，比如大连。越是远离沿海、远离中心城市外围，人口流出越多，人口是负增长的。
展望未来，我们做了预测(参考图8)。假设到2035中国可以实现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未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人口会是中国的集聚点，越是远离中心城市，人口相对较少。中国人口在中西部围绕着国家级中心城市和大城市布局，圈较小的区域会成为人口负增长的地区。
这是不是区域发展不平衡?
根据预测，当未来中国人口分布达到这样状态时，中国城市间的人均GDP差距将缩小到日本和美国的水平，中国会成为现代化国家——效率和区间协调发展兼具，人均GDP水平几乎一样。
应对人口空间布局变化，改革要下决心
面向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布局大变化，我们首先还是需要放弃幻想，下定改革决心。今天所看到的趋势不是短暂的，也不要再认为未来城镇化会逆转、农村回流等。今天的制度要为人口的长期流动准备，而不是做好要回流的准备。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去年中央发布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和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探索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建立起户籍准入年限的同城化累计互认。
接下来，在城市群内部可能发生的情况是：
以珠三角为例，在其他地方待了五年，又在广州待了三年，在广州申请积分落户的时候可以累计为八年，意味着在城市群内部可以逐渐实现积分落户的同城化，方便人口自由流动。
未来的中国将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籍制度，中央明确提出要推动公共服务资源按照常住人口进行配置。
面对“七普数据所体现出来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问题，跨地区城乡间的人口流动可为制造业、服务业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在总量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情况下，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空间布局变化，可以延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人口红利。
▍“地随人走”成为趋势，超大城市需摆脱“开发强度”桎梏
当人口逐渐自由流动，并且出现流动趋势的时，土地制度也会发生变化。
《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完善土地计划管理，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为优势地区提供发展空间。
这意味着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可以获得更多的居住土地供应。
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今年两会期间，都单独提到“在土地和住房政策要一城一策，应对特大城市的住房供应问题”。
▍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
中国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的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户籍制度带来的“人口流动更加自由”，着眼长远，还是要靠教育。
OECD国家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14年，而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劳动年龄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年左右，距离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低了3~4年。
补足差距还需要回归高中阶段教育，大量农民工群体接受的是初中以下的义务阶段教育。
中国如果要提高人力资源水平，迈上人力资源大国，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要提高农村户籍孩子的教育投入。因为哪怕没有12年义务教育，城里人的孩子肯定要读高中，至少是职业教育高中。
但大量农民工群体的孩子教育是放在老家好，还是放在父母所在的城市?
农民工群体用自己的选择告诉我们答案，在长三角地区打工的农村户籍的父母，即使不能把孩子放在所在城市接受教育，也会削尖脑袋把孩子送进老家所在的县城、地级市、省城读书。如果接下来再不顺应这样的需求增加教育投入，就不利于建设人力资源大国。
很多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话，在农村地区加大投入可以提高公平。这也是对的。但是当大量人口已向大城市集中时，同样的投入借助于城市规模经济效应可以提高教育质量和回报。
研究发现进城时间越早对城市的融入越好，就有越高的概率进入到现代服务业工作，有越高的概率进行企业的创业，收入就更高。
农民工进城问题以及对子女教育的问题不止是教育的问题，而是顺应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让农二代、农三代尽早进城融入城市的问题。由此一来会出现对教育的需求，超大城市一定要结合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加大投入。在人口流入大城市会出现大量建学校的需求，尤其是高中。
最为痛苦的一种情况是有很多外来人口孩子出生在上海或北京，学习成绩很好，回到老家当地教育不对接，大城市又不能接纳这样优秀的农二代读高中。
▍收缩城市和农村减量规划
一个地方人口增长，便会带来另外一个地方的人口流出。人口流出地一类是农村，另一类是收缩城市。
很多人想着在人口流出地加大投资，认为未来要回流。我劝你早早放弃幻想，人是可以流动的，当你在老家投资的时候，中国还有其他发展得更好的地方，创造的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高。
根据我们的估测，今年人口负增长的地区未来基本全是负增长，一部分人口持平的地方也会逐渐转为负增长。
——收缩城市和农村要有准备
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逐渐城市化，要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提高农村发展的机会，同时增加住房供应，缓解住房短缺的问题。
——人口净流出的地方需要做好几点准备
如果这个地方远离大城市周围，地理条件不太好怎么办?
1.建设用地可用来跨地区交易;2.减量供应基础设施;3.注重公共服务投入的公平性和效率;4.深化改革农村土地。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