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出来后，更精准的人口数据，揭示了一系列新现象。
有媒体计算出了各省份的人均GDP，结果显示，6个省份人均GDP超10万元，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天津和浙江。其中，京沪超过15万元，重庆、湖北的人均GDP在中西部地区领跑。
另一个数据是，根据成都市公布的“七普”数据，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为2093.78万人，与2010年“六普”相比增加了5818917人。这意味着，成都常住人口首次跨过“2000万+”门槛，成为继重庆、上海、北京之后，中国第四个两千万级人口的城市。
七普数据还显示，过去十年中，中国人口增量最大的城市，第一是深圳，714万人;第二是广州，598万人;第三是成都，581.9万人。
这些数据背后，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城市变迁的一些趋势。
传统经济强省仍然不变
人均GDP前七名的省份全部来自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以及直辖市。这是一个省域榜单，只有直辖市才能进入。上海、北京、天津毫无悬念地进入前十。直辖市与包含县域、农村的省比，当然是碾压性的优势。省份中，江苏、浙江、福建都是传统的经济大省，江苏、浙江还有长三角的集群优势。这都是传统优势。
在沿海诸省中，坐拥两座一线城市的广东，人均GDP没有超过10万元。这是因为广东省内部经济发展差异较大，珠三角地区十分发达，并不比苏浙差，但粤东西北与珠三角差距太大，全省平均下来，广东人均GDP就低了。提升人均GDP的办法，一方面，是把这些地方也发展起来，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地方的人，去到“广州-深圳”城市群，创造更大的价值。
经济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数据还反映了经济在进一步集中，向各个区域以中心城市为带动的中心省份集中。这些中心城市带动中心省份，虹吸周边的人口、经济发展机会。比如，北京一方面带动天津发展，但同时，也有巨大的虹吸作用。山东也是处于同一效应之下，它虽然在沿海，但却北邻北京，南临江苏，承受两方面的虹吸。
成都则是一个反例。成都对人的吸引力上升，早有迹象。根据智联招聘2017、2018年春季招聘的数据，部分准一线和二线城市的人才吸引力确有明显提升。比如在全国37个主要城市中，成都的竞争指数由去年的第三名上升到第二名，超过深圳。这是因为成都远离沿海东部，吸引周边人口，成为西部的中心城市。
中国省份、城市体现的这个趋势，符合市场规律，说明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市场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是一个好现象。
中西部相对崛起
人均GDP第八到第十名的省份来自中西部地区，其中直辖市重庆位居第八，人均GDP达到78002元;湖北达到了75223元，位居第九;能源重省内蒙古则以72185元，位居第十。撇开内蒙古地广人稀资源丰富，重庆、湖北均超过了位居东部沿海地区的第三经济大省山东。
一方面，是因为重庆、湖北本身底蕴不错。重庆和湖北原来都是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沉淀下很好的基础，工业底蕴比较深厚，高教资源也十分雄厚。所以，重庆和湖北与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互补协作也发展得比较好，承接了东南沿海大量产业转移。
为什么崛起用了“相对”两个字呢?
2016年时，上海人均GDP达11.4万元，北京为11.5万元，广州为14.5万元，深圳为16.4万元。当时成都人均GDP是7.8万元，西安是6.7万元，重庆仅为5.82万元。
再看现在， 2020年上海人均GDP达15.56万元，北京为16.49万元，广州为13.4万元，深圳15.76万元，而成都则为8.46万元，重庆为7.8万元。不难发现，西部中心城市与东部中心城市的人均GDP进一步拉开了。当然，这个数据有疫情的干扰，但也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状况。
以上说的是事实，接下来说背后的机制。
ZIPF法则
关于城市人口迁徙，有一个著名的ZIPF法则，该法则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城市人口与其城市大小排名之间存在简单的相关关系。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为第二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数量的三倍，以此类推，为第N大城市人口数量的N倍。
ZIPF法则还有一条补充规则，那就是随着国家人口规模的扩大，首位城市的人口集聚度会因国家总人口增加导致的城市数量增加而降低。简单说，就是国家越大，人口越多，大城市的人口聚集度会减少。
这是因人口变多 ，能够维持规模效应的城市变多，同时，距离变大，首位城市虽然有吸引力，但离家乡太远，人们不愿意去。也就是说，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多的地区性大型城市是符合规律的。这些城市会分掉特大城市的人口。
成都正好符合这个条件。成都因为远离中国东部地区城市群，所以，即便人均GDP稍低，也能对周边人口形成较大的吸引力。这是ZIPF法则中补充规则发挥作用的地方。
迁移的人均GDP原则
人均GDP，就是每一个人一年内的产出值，这与个体在一个地区的发展收入、机会息息相关。真正促使人流动，衡量人口与经济分布是否均衡的指标，不是总量指标，而是人均GDP。
美国是一个人口自由流动的国家，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也很大。以美国为例，各州的人口与GDP相差极大，分布极不均衡，但人口与GDP两者之间的分布却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说，各州的人均GDP是接近的。这就是人口流动的结果。
当然，这里是州的概念，而不是城市，纽约这样的大城市，人均GDP肯定更高，也是美国小镇青年的寻梦之地。
人的选择虽然是直观的，但这背后，实际上就是选择去人均GDP高的地方。这里的人均GDP，必须是基于一个相对较大的地域。比如，上海周边的无锡，虽然人均GDP更高，但体量太小。华西村，人均GDP很高，但显然不会成为人们选择的一个主要目的地。
如果一个区域具有发展规模经济的效益，那么可以通过发展GDP、增加总量来提高人均。但对于受限于某种因素，比如气候、水源的地区来说，人口外流是不可避免的，直到人口减少导致人均GDP上升到全国平均水平。比如，东北地区，受限于气候、人口外流，是符合经济规律的。
所以，在这种人口的流动中，成都人口在增加，同时，其人均GDP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也相对缩小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还有中国自身国情的作用。
中国有户籍制度。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一线大城市实行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成都，作为西部最成功的区域中心城市，会吸纳大量不能进入一线城市的人口。成都的人口，就会比本该有的多。平均GDP的相对差距，就比本该有的要大。
不过，人口聚集带来规模效应，规模效应与经济效率息息相关，规模效应会提高单个人的产出。这种效应会慢慢提升成都的人均GDP。简单说，人多了，人均GDP就会慢慢赶上来。
十年前，成都GDP尚未过万亿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位仅13名，十年之后，成都GDP达到17717亿元，在全国各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和苏州，排名第七位;GDP增长率为4%，超过了上述六个城市。
要以更高维度看待人均GDP指标
省域人均GDP，更多是一个经济禀赋概念，也就是说，努力很重要，但历史路径、地理位置、社会观念、人文习俗，都非常重要。发达的省份，都有历史因素。
而且，人均GDP与人口流动有关。需要说明的是， 2004年之前，中国采用户籍人口代替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使得人口大量流入的地区如广东、上海等，人均GDP往往被高估，人口大量流出的地区如湖南、河南等，人均GDP又往往被低估。
2004年1月，国家统计局下发了《关于改进和规范地区GDP核算的通知》，此后，各地均统一使用常住人口(即户籍人口扣除半年以上流出人口加上流入人口)计算人均GDP。所以，影响人均GDP的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的流动情况。
所以，对于流出地而言，限于自然条件、经济禀赋等因素，人均GDP的上升，的确主要是由于流出，人口减少，从而使得人均GDP上升。而对于流入地，却不能把流入人口视为“分GDP来了”，更多的劳动力涌入，不但能比在自己家乡创造更多的价值，而且，源于规模效应，也能帮助流入地创造更多的价值。
所以，人均GDP是一个反映地域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但并不是一个用来比较、考核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好指标。
而在更高层次上，地域人均GDP是一个纵观全局、洞察城市化趋势，从而顺应规律，指导中国城市发展的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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